“符号”及符号学研究散论

一、引言

Semiotics一词通常都被翻译成“符号学”，顾名思义，这是一门“对符号进行研究的学问”，而何为“符号”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对“符号”本身的认识，也涉及英汉翻译，甚至中西方思想认识差异的问题。

二、符号的复杂性

符号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符号的显性表达形式极其繁杂方面，如符号可以区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符号中有书写符号与语音符号；非语言符号中有指示符号、形体符号、音乐符号、文化符号，等等。Peirce（1958:5488）甚至认为，“整个宇宙充满着符号，即使它不是完全由符号组成的”。我们非常熟悉一般的标志符号，也能理解语言的符号属性，甚至可以接受形体语言符号，然而对于自然界甚至宇宙中也充满着符号的观点，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

其次，符号涉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其中的内容可以是意义、所指或关系。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内容中的每一个成分又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意义可能是指存在于大脑中的抽象的概念，也可能是大脑对客观实体的直接反映；所指可能是某一单一的对象，也可能是某一大的范畴中所存在的具体的类别；而关系则更为复杂，可能涉及语义、语用、社会、文化、认知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所有的符号活动都离不开人或有机体的参与，都需要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展开，因此，根据Peirce的符号观，“只有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三维关系才有符号性……任何初级有机体为了存活都对周围的物体进行选择或回避，这表明它与环境进行了符号的互动”。（胡壮麟2014：2）

第三，符号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人们对符号系统的认识的混乱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张三所谈的符号和李四所谈的符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认识层面上，尽管两个人都声称研究的是符号学。王铭玉（2004：5）在对符号学的学科划分进行讨论时提到了Eco的符号学学科分类体系，列举了诸如动物符号学、嗅觉符号学、触觉符号学、味觉符号学、医学符号学等近二十种不同的类别；还提到了李幼蒸从五个角度或轴心对符号学所做的学科分类，包括学科领域、机构活动方式、方法流派、分析层次以及研究风格。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些符号学研究者会从符号学学科建构的宏观或者哲学角度对符号学进行综合讨论，但对于大多数从事符号学研究的学者而言，他们往往只是选择某一个相对具体的层面或视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不关心或者只是偶尔涉及其他层面或视角下的研究，这就使得很多研究都是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进行，不同领域的研究或认识产生冲撞或对立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中西符号研究的差异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紧跟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步伐，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符号学研究的队伍中来，不断充实和壮大这只研究队伍，非常需要厘清几个符号学“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基本认识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对符号学的某些误解。

1 中西符号观的差异

中国人的学术符号观受朴素符号观的影响极深。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主要的符号学思想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所以我们言必称索绪尔或皮尔士。西方对符号的认识虽然也是以对显性的形式符号研究为起点，但即便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探索显性符号与所指意义之间的指称关系；而中国的符号观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显性符号本身，虽然也会思考符号与意义的关系，但重心依然是落在显性的符号上。

中西符号观的差异还可以从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方面显现出来。严志军、张杰（2010：141）认为，“在中国符号学者看来，符号学首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符号学之所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研究符号的方法……符号学研究符号是尽可能多地发掘符号意义的多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方法论影响”。尽管中华历史文化中拥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但这些思想一则不成体系，二则缺乏方法论的支撑，而西方符号学方法论的核心正是对意义及关系的关注。在王铭玉（2016）所列举的13个“独具中国特色、占有得天独有优势、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比拟的符号学领域”中，大概除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以外，其他诸如易学符号学、名学符号学、训诂学符号学、汉字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等等，全都属于符号研究形义兼备、以形统义、形符为上的研究范式。如果以西方符号学作为参照标准，上述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只能算作是具有了朴素的符号学思想，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或方法论。

2 翻译所带来的误导

    Semiotics通常都是翻译成“符号学”，而根据Wikipedia，“Semiotics (or semiology) i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signs and symbols”，其中sign和symbol也往往被翻译成“符号”，不同层级及不同类型的概念都用单一的一个词“符号”来表示，这自然会带来理解上的混乱。更为关键的是，汉语的“符号”一词更容易使人想到显性的符号标记本身，而“符号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却是与显性符号标记相连的“意义”。因此，如果把Semiotics翻译成“意指学”会更合适，因为在这个翻译中“意义”得到了突显，同时还能通过“指”来提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学界对符号学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术语Semiosis的翻译也五花八门。根据余红兵（2014：106），对该术语的翻译至少有：“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化”“符号化过程”“符号意指过程”等，每个特定的翻译都会带来特定的理解指向，而不同的翻译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通过深入分析Semiosis的实际涵义，余红兵最终把其翻译成“符号活动”，以便更好地突显该概念的本质属性，同时与其他相关概念及属性区别开来。

虽然术语也属于“符号”的一种，其意义在于该“符号”的所指，但是不恰当的“符号”表达形式很容易带来对其所指的误读，因此在对某些关键概念进行翻译表达时，需要译者尽量克服人们习惯上“望文生义”所可能产生的误解。

3对“意义”的片面理解

徐烈炯（1996：255）认为，“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等其他语言的人对意义的理解不同”，他举例说：

（1）The sudden thaw means thatspring is here.

（2）He means trouble.

（3）Do you mean Miss Anne Smith or Miss Mary Smith?

（4）What does this sentence mean?

上述四句都是有关“意义”的，但中国人通常只认为（4）说的才是“意义”，“最关键的区别是我们觉得连指称也不是意义”。这种狭隘的“意义”观不但限制了中国人对Semantics的理解，也同样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Semiotics的理解。当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之所以如此之广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义关系的复杂性远超我们一般人对意义的理解的程度，连语义学对意义的理解也不足以涵盖符号学的意义观。

4 对符号研究升华的认知不够

西方人在Semiotics的研究中，不但早已从符号现象深入到符号的意义之中，还至少在三个层面上获得了对意义研究的升华：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从语言到非语言再到对万事万物的意义认识的升华，以及从语言学到哲学的升华。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三个层面的意义研究变化，中国的符号学认识和研究才能够真正与国际符号学研究接轨。

（1）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性，一个符号（sign）是由相互依存的“音响形象”（sound image或sound pattern）与“概念”（concept或thought）构成的，两者均为抽象的实体，是大脑对具体对象的概括性反映，具有心理属性。例如，“树”作为一个语言符号是由一个理想化的、唯一的“音响形象”与一个抽象的概念构成的，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然而，当任何一个人说出“树”这个词的时候，其“音响形象”就体现出了某种个性特征，就被具体化了，这个具体化了的声音就不再是索绪尔所说的signifier。事实上，索绪尔（2001：67）也注意到了sign（符号）这一术语所可能带来的歧义问题，因为在一般用语中，sign“仅被用来指音响形象本身”，而他所说的sign却是指能指与所指的集合。然而，无论是音响形象本身，还是能指和所指的集合，都属于抽象层面的因素，与中国人对“符号”一词的形象化理解完全不同。

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关系也是一种结构关系的抽象，把各种符号关系高度概括为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索绪尔（2001：74-76）在讨论变体（variability）问题时指出，尽管符号（sign）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始终成立。无论是具体的符号和具体的所指对象都发生了变化，还是只有具体的符号或具体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其结果都只是演化出了不同的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关系，不能理解成出现了多个能指对应一个所指，或一个能指对应多个所指的情况。每当人们试图挑战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一一对应关系的时候，往往都是从相对具体的层面展开的分析，未能抓住索绪尔思想的精髓。

具体与抽象都是相对而言的，某些所谓具体的概念本身也是抽象的（如“水果”相对于“食物”，或“苹果”相对于“水果”），只是抽象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索绪尔的符号观却是在各种具体指称关系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抽象。丁尔苏在2016年11月苏州大学举办的国际符号学研讨会上曾把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结构形象地描述为elegantly simple（既优雅又简洁），此话虽然有些调侃，但也体现出了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的核心特征。

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学仅仅关注语言，甚至是单词（而非复合词、派生词以及更大的组词结构），那么皮尔斯的符号学关注的则是命题（见郭鸿2004：4），侧重一般符号的逻辑功能，涉及的是比语言更为广泛的话题。在莫里斯（C. W. Morris）的符号学思想中，符号学被分成三个部分，即语构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与语用学（pragmatics），分别研究的是符号对符号的关系、符号对对象的关系以及符号对人类的关系，其中只有第一种关系相对具体，后两种都深入到意义及意义关系的较深层面之中。

（2）从语言到非语言再到对万事万物的意义关系的升华

王德胜等（1993：19）认为：“符号学是20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广泛研究又最具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是一门科学、一场运动、一种时尚或革命，或仅是一个纲领、一个学说？由于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各不同领域中的符号，因而得出了各不相同的回答……（人们）对于符号学的性质如何、它的疆界范围有多大、以及包含哪些内容等，又都有各不相同的看法”。符号学的发展一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似乎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符号帝国主义”时期（郭鸿2003：10）；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认为符号学研究目前危机重重，“空对空”的讨论泛滥，理论之间互不牵扯、各行其是，研究者的失望情绪在不断增加。针对符号学研究无所不包的研究状况，艾柯（1990:5）也曾警告说：“当一门学科把每种东西都界定成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而宣称自己关注整个宇宙时（因而舍此无他），乃是在玩着一种冒险的游戏”。

难道符号学真的是在玩一种“冒险的游戏”吗？其实并不竟然。

人们对符号学的研究最早始于哲学领域，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朴素的符号学思想，而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符号学与自然学和伦理学并列构成了人类的知识体系。（王铭玉2004：2-3）这时的符号学基本都还是以语言符号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探讨的是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对非语言符号的关注并不是太多。当英美哲学进入到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及实用主义的盛行，使得分析哲学开始成为哲学的主要关注对象，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在哲学之外，索绪尔对语言研究的思想真正促成了语言符号学的诞生。毋庸讳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但除此以外，人类的交往还需要依靠各种非语言的符号，而且非语言符号比之语言符号更加地繁杂，它们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构成了更加复杂的意义关系网络，于是很自然地，人们的研究视角开始从语言符号走向非语言符号，从对能指与所指的关注，发展到对代表物、对象和解释及其关系的研究，符号学开始逐渐走出语言学，开始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后来出现Sebeok的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N?th的生态符号学（Biosemiosis）、Rossi-Landi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xistSemiotics）、Ponzio & Petrilli的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也就不足为奇了。

符号研究的泛化是人们对意义真谛不懈追求的结果，符号学为人们打开了一扇广泛深入探究生命存在价值的大门。我们虽然不可能研究世间的每一种现象，但我们可以对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现象进行综合的、抽象的、哲学层面的思考，这正是一部分理论符号学家或者哲学家所进行的工作。正是在他们研究工作的启发下，无数学科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才有可能发展兴旺起来，符号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社会价值才不断显现出来。符号学研究中真正危险的不是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有多广，这个学科中涵盖的问题有多多，而是作为一名符号学研究者，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具体、明确、稳定的研究定位，总是在不停地追随所谓前沿的符号学研究方向，在纷繁复杂的符号学研究大潮中迷失自我。赵毅衡（2012：11）在谈到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出许多“半文科”的科目（如经济、营销、设计、商标等）时认为，由于符号学在中国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必须在某个地方打住”，因为很多内容“不是人文社科的符号研究所能处理的”。王铭玉（2013：13）面对符号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认为不应该去“寻求符号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确定位，而是（要）立足于语言符号学”展开研究，使用符号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来对语言进行阐释。因此我们认为，对符号学的研究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展开，这个范围可能是人文社科领域，可能是一直以来自己所从事的语言、传媒或文艺研究等领域。跨领域、跨学科的思维非常必要，在其他领域或学科汲取新鲜的知识也很有必要，但坚守既有的学科领域会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

（3）从语言学到哲学的升华

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当多的研究者都是从单纯的语言研究转到符号学研究上来的，这显然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学在中国始终是符号学最重要的基地，也是中国学者做出最多成绩的领域”（赵毅衡2012：10）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的人员构成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为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国内语言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英语、俄语和汉语等语种。除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研究特色以外，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研究领域相对比较具体，如对汉字符号、艺术符号、传播符号等的研究。即便是一些进行理论符号学研究的尝试，也往往把自己限定在语言符号的层面（如王铭玉、丁尔苏、杨习良、陈勇等的研究），或者从宏观层面上对符号知识进行通俗的普及推广。（详见赵毅衡2012：10）然而，反观西方的符号学研究，许多国际知名的符号学学者都是从泛符号论的视角对符号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近些年来，国内高校邀请到很多国际知名的符号学专家前来参会、讲学或进行其他形式的交流，如J. Deely、A. Ponzio、S. Petrilli、T. Jappy、G. Sonesson，J. Liszka等，他们要么具有哲学或语言哲学研究的背景，要么致力于符号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其广博的知识与对语言及符号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让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许多人产生了困惑，感叹符号学研究边界的无限广阔，感叹符号学研究内容的繁杂不定。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需要认清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如前所述，中国的学者很多来自语言学研究领域，其对符号学的研究也往往是从语言符号出发，对偏离语言符号的更广泛的一般符号研究往往持警惕的态度；而西方符号学者很多来自哲学专业，或者符号学专业，而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极少。此外，对符号意义的阐释无论最初来自何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符号的内涵与外延自然就会不断扩大，从更为抽象的或者说哲学的层面讨论符号就会成为必然。因此，西方符号学研究的哲学倾向，一方面表明当今西方哲学对语言及符号学研究比较重视，另一方面显示人们已经从对语言符号的关注扩展到了对非语言符号及“万事万物”的关注，而这种探索倾向本身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属性。

四、结语

厘清中西符号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差异，并非是为了全方位地向西方符号学靠拢，一切以西方符号学研究之马首是瞻，而是要更清楚看到我们自己研究的基本状况，找准自己的研究定位，其中既涉及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有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长处。我们对符号的意义及关系的探究还不够深入，理论的升华或构建也还远远不够；但我们已经在汉字符号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传媒符号研究领域也独树一帜，俄罗斯符号学的研究也非常引人注目。总之，只要我们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虚心学习和接受国外最新的符号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然后脚踏实地做好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工作，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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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壮麟. 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统一—谈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核心[J]. 外语研究，20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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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严志军、张杰. 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J]. 外语学刊，2010（6）：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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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赵毅衡. 中国符号学六十年[J]. 四川大学学报，2012（1）：5-13.

对比语言学

基本理念：民族的才是国际的。国内外语界的语言研究者首先要关注外语本体的研究，通过外语研究深入了解外语的语言学理论和外语语言现象，并把研究成果服务于外语教学和二语习得。但更重要的，需要通过研究外国语言理论及外语语言现象来反观汉语，深刻剖析汉语语言与文化。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如果不通过外汉比较，我们对汉语的理解就只能是一种闭门造车、自娱自乐的认识方式，对汉语的评价就不可能客观、公正。汉语尽管有诸多迥异于拉丁语的鲜明特点，但这些特点并非不能与拉丁语系的语言进行沟通。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在东西方文化中使用截然不同的形式来体现，但在不一样的形式之下，往往潜藏着共同的思维及认知机制，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进行沟通的根本基础。单纯看外语的某些语言现象，我们可能很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思维及认知机制和规律，但在相对应的汉语中，相同的机制或规律可能是以引人注目的显性的方式来体现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外汉对比的视角下审视汉语，有时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某些认知机制及规律，当把这些成果引入到外语中去的时候，就能发现外语中被很容易被忽视的内容。因此，国内外语研究以及汉语研究如果要想走出国门，必须要持汉外对比的视角，必须要有汉外对比的强烈意识，必须要根植于汉语去研究外语，这才是国内语言研究国际化的根本出路。

为什么研究特殊语言现象?

大西洋上的一艘轮船正在驶向北极的途中，猛然间，前方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座小小的冰山。经验丰富的船长立刻意识到，一个危险的区域或许已经到了。他打开雷达，发现海面上的冰山只是一个大冰山的一角，而更令他惊讶的是，雷达发现前方还有更多的完全处在海平面以下的大大小小的冰山。感谢上帝！一个冰山的一角让船长打开了雷达，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冰山，但意外却令人感到幸运的是，船长还发现了更多的危险的冰山。假如没有那冰山的一角，船长可能不会及时打开雷达，也不可能发现完全淹没在海水中的冰山。

在语言研究，冰山一角就是特殊的语言现象，而及时打开雷达的船长就是有经验的语言学家。

在当今语言研究阶段，似乎各种显性的或在语言中隐藏得比较浅的语言规律或规则都已被前人发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深藏不露的内容。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尾巴，只有发现并抓住尾巴，才能最终揪出狐狸。这与发现冰山是一个道理。

从特别现象出发而获得巨大发现的例子有很多。

构式语法中的一个经典例子是let alone构式。这个例子能激发人去思考部分与整体含义之间的关系，去思考语义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去思考整体含义之不可预测性的问题。从这一构式出发，我们可以轻易找到更多的类似的结构，我们甚至后来还认为整体的不可预测性并非是决定构式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慢慢地，我们发现词与短语，与句子，甚至与篇章之间可以不需要划出一条界限了。从此，我们对语义与结构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颠覆了我们对传统语法的认识。我们于是就有了一个崭新的语法体系－－构式语法。

国际认知语言学的著名学者Panther教授做过一个大会发言，题目是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 doing?这极有可能就是他整个研究的“冰山一角”。题目中的这句话并不是在好奇地问：“你认为你在做什么吗？”实际上，这句话带有明显的质问的口气。根据单词语义所推断的整句的字面义并非真实的含义，这正好符合Goldberg早期对构式所下的定义。然后，Panther从What do you think…一例出发，又发现Why do you think…, When do you think…, Where do you think…, Who doyou think…等都可以做相同的解读。而为了对这个构式进行深入解读，Panther用到了implicature，而这是经典语用学的一个概念。于是乎，Panther基于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 doing?一例的思考，逐渐发展为涵盖各种Wh- doyou think…的情形，而且把认知语言学的构式观与语用学的蕴涵观有机结合起来，为认知与语用的跨学科研究带来极大的启发。

然而，所谓特殊的语言现象其实本身并不一定特殊，其特殊性必须要透过语言研究者的火眼金睛才能揭示出来，此谓语言的敏感性。

语言的形式与功能—反思构式语法理论的基础

构式语法的基本思想是强调语言的形式与意义（或功能）的结合（a pairing of meaning and form），认为整体意义不是部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语言的意义与结构的意义相融合才构成了整体的含义，这是格式塔心理学思想在语言使用中的具体体现。然而，语言形式真的有“意义”吗？

“意义”（meaning）并非一个含义明确的概念，其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相差万别。构式语法中所讲的结构的意义与语词的意义并非相同的概念。语词的意义虽然因语境的变化会有所不同，甚至彼此相去甚远，但往往都会有相对固定和明确的含义，这是词典编撰之所以能够进行的根本基础；然而结构的意义则完全无从把握，因为结构的存在必须依附于特定的语词，尽管某些语词属于构式语法所讲的“可填充的”成分。

所谓“结构的意义”实际上是一种意义表达的假象；结构并不能表达任何意义，它只是为语词的使用提供了一种排列组合的方式而已。What’s the fly doing in my soup?之所以能够表达“抱怨”、“质疑”之意，并非语词之意与特定的结构融合的结果，否则What’s the fly doing on the flower?也应该能够表达“抱怨”、“质疑”之意。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两个实例属于两个不同的构式，而构式不同会导致整体语义的不同，但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恰恰说明结构意义（如果结构义存在的话）的飘忽不定。把构式中的结构义剥离出来并与语词义相匹配是对语言表达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描述，这种理解掩盖了语境对语词语义表达的制约作用。与其说结构是有意义的，不如说语境是有意义的，语境把自身的含义通过语词以一定的排列组合的方式，并用整体表达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同样是What’s the fly doing in my soup?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它可能根本就不表达任何“抱怨”或“质疑”的含义，而仅仅是一种对客观现实的描述。这种情形又一次击碎了结构具有意义的论断。

构式语法遭人诟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构式有无限之多，而对每个构式的结构义又语焉不详。语境则不同。语境可以压制语词表达特定的含义，类似于构式语法中所说的结构对语义的压制，只是前者似乎更具合理性。I’m feeling cold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我感觉冷”、“请把门关上”、“请把门打开”（室外温度高时）、“请把空调温度调一下”，等等。这种传统语用学的解释策略显然优于构式语法的解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语境而非通过结构来描述整体意义的表达，我们可以对语境的意义做出相对明确的表述。

总之，在语词、结构与语境的关系中，语词意义的表达是核心，结构提供的是一种语词的排列组合方式，而语境意义通过按一定顺序排列的语词表达出一种特定的整体含义。因此，所谓构式的整体义，实际上是来自于语词的含义以及语境义，而结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尽管它具有结构功能）。


[Follow-up discussion]
在语词、结构与语境的关系中，结构与语境似乎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联。当语境义体现地比较具体明确时，如饭店就餐语境，结构就仅仅体现为一种语词的线性组合关系；而当语境比较空泛，即一个语串无法显示其所适用的具体语境时，结构就“似乎”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含义，但实际上，此时结构本身依然不表达任何含义，只是因为语境宽泛地无法被具体化或被相对明确地描述，使得结构似乎开始承担语义表达的作用。此时结构所“表达的含义”实际上是一种宽泛的语境义；语境义在结构上“借尸还魂”了。


吴为善（2011:297）（《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举过四个同义句的例子：
a. 弟弟打破了我的杯子
b. 弟弟把我的杯子打破了
c. 我的杯子被弟弟打破了
d. 我的杯子弟弟打破了
四个句子的所指均相同，即“我的杯子由好变破，打破杯子的是弟弟”。构式语法会因上述四句结构的差异视其为四个构式，而如果是四个构式的话，四句的含义为何会基本相同呢？问题就在于四个句子描述的是同一个语境，而且从这一语境中提取的成分也是相同的。结构的作用是保证语词排列顺序的合法性和某些成分的突显程度，起一种结构功能的作用，而非用来表达某种特定的含义。

let alone可以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表达某种特定的构式义，但这也并非是说let alone的使用不需要语境，其语境是一个高度泛化的语境。当语境泛化了，结构似乎就有了含义，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象而已。所谓“部分无法预测整体”，根本上是因为忽视了语境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语境作为构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其与语词义与结构关系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是不可预测的了。

非线性构式

国内外语言学界对构式（construction）的认识通常都是把其视作一种线性结构。

首先，从语言单位的层级性来看，构式包含语素、词（单纯词和复合词）、习语（完全固定和部分固定）、句型、成句的习语以及语篇构式（Goldberg 2003、2006; 袁野 2011、2012）。

其次，从抽象程度来看，构式可以分为实体构式和图式构式两类。尽管Fillmore（1988）把词汇全部固定的构式称作实体构式，把包含不固定成分的构式称作图式构式，但我们完全可以把所有的构式都统称为图式构式，然后再把其进一步分成包含唯一一个实体构式的图式构式和包含两个及两个以上实体构式的图式构式。但无论构式的层级性取哪种含义，其所涉及的构式依然属于“线性构式”的范畴，是在横组合维度上审视语言成分的组合方式。

Goldberg对构式研究的出发点是把构式视作一个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体（a pairing of form and meaning），是在线性语言表达结构中把形式与意义剥离开，然后再探析其间的整合或制约关系，而构式语法中的压制（coercion）观是分析形式与意义之间关系的关键机制。从根本上说，构式研究是以意义为根本核心，形式服务于意义的构建，但由于构式研究的起点是以对线性语言表达形式的分析为基础，这就把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了横组合关系方面。

如果暂不考虑作为构式研究出发点的线性语言表达结构，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语言形式与意义的配对、构式对语义的压制等核心内容方面，我们发现，构式完全可以以非线性的方式存在。例如：

女同志一般比男的能喝，看你上脸快下脸也快，莫非是高手。

上瘾快，下瘾也容易。

无论是“下脸”还是“下瘾”，在汉语表达中通常都不可以单独使用，而当它们分别与“上脸”或“上瘾”搭配使用时，就变得可以接受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上脸/下脸”、“上瘾/下瘾”各自中的反义对称关系，而从根本上说是“上”与“下”之间的反义对称关系。

我们知道，“上”与“下”是一对表空间方位关系的反义词，有“上”必有“下”、有“下”必有“上”，两者相互依存，互为预设。即便“上/下”的空间义发生隐喻性引申，即便它们与其他词语进行搭配使用，那种依存或预设效应依然存在。参照传统构式语法的基本思想，我们完全可以把“上/下”以及“上+X/下+X”分别视作一个构式，只是这一构式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或称之为“镜像构式”（mirror construction）。李维滨（2015）在其博士论文中已经对这一新型构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事实上，基于“镜像构式”的研究绝不仅仅局限于“上/下”和“上+X/下+X”，至少在如下一些方面也可以展开研究：

（1）包含“上”或“下”的多词语表达结构，如“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2）其他反义对称结构，如“高/低”、“好/坏”、“远/近”，等。
（3）各种隐含关系结构，如“因果关系”、“蕴含关系”、“让步关系”，等。
（4）汉外对比研究，如，与“上/下”对应的英语up/down之间的汉英对比。

本科生课程：
综合英语（三、四年级）；普通语言学（三年级）；对比语言学（三年级）；英文写作（二、三年级）；

外报外刊（三年级）；英语国家概况（三年级）；

研究生（硕士及博士）课程：
普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前沿研究、认知功能语言学、语言与认知研究等。

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言符号学
博士生：王劼  李维滨  周小涛  刘晓环  刘佳  王小平  李想  胡纯  柳超健  曹俊雯  林雪皎  魏笑阳  关承惠